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第2 / 6页）

钱穆另辟蹊径，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基本重叠于同一个地理现实之上：中国西北。一方面，西北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皆自有语言文字，自有宗教信仰，自有风俗习尚”，再加上清廷所采取的羁縻政策，这一地区仅能谋求一时安稳，以至于共和政体建立之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程度十分薄弱。

此外，西北地区贫瘠枯槁，气候苦寒，经济发展难度极大，“文化教育与经济物质环境，处处与东南，东北相差甚远，不啻若异国”。

综合此两大问题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中国此时身处“偏枯不遂之症”的困扰之中，这一病症的症结，正在中国的西北十区。钱穆断言：“必使此偏枯不遂之病，脱然而去，而后可以言统一，而后可以言治安。否则内患必由此十区起，而外祸乘之。天下未有偏枯不遂而可以成为康乐之生命，健全之体格者。”从正面来说，作为“心脏地带”的西北地区对中国国运的发展同样有诸多积极因素。

钱穆指出，随着西北地区交通和勘探的不断发展，其丰富的森林农牧资源和矿藏终有一天能够回补东南沿海地区资源的不足，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此外，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尤其是对现代战争的军事威胁的判断。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国家……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的国际体系”。

因此麦金德认为，北京和西安都是由来自心脏地带的征服者建立起来的首都。虽然这一说法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但毫无疑问，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成为中国不同朝代的首都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具有紧密的联系。此外，詹姆斯·菲尔格里夫以及斯皮克曼都在其著作中对“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回应和发展。

钱穆在《论首都》和《战后新首都问题》两篇论文中也同样将现代中国的地理区位划分为两个部分，并把西北地区视作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钱穆对于中国历史上来自“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征服并统治中国内地的史实烂熟于心，但他尤其在意这一地区对于当时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意义。

经历了晚清左宗棠平定新疆到中华民国确立“五族共和”为立国原则的历史进程之后，现代中国的国家整合势必要涵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内地，和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广大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钱穆指出：“今既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务，而政事抚辑亦不可忽。”钱穆对西北地区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战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这一问题。钱穆指出：

今试旷观并世列强，所谓内政问题，其最要者必有两事：

一、其国内有异民族杂处，未能融洽一体。

1942年至1945年前后，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都属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营，共同对抗轴心国的军队，所以此时的钱穆很可能出于国际同盟的战略大局考虑，对本国战后将要面临的强敌不便直指其名。但是我们不难看出，钱穆在暗中将北方的苏联，认定为战后对本国的主要军事威胁。

钱穆借古喻今，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主要军事威胁基本都来自北方，“再以国防观点论之，中国历来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以往如是，最近的将来依然要如是”。钱穆认为，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外敌威胁依然会来自中国的北方，而中国的北方仅有一个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性的超级大国——苏联。

此外，钱穆的陆地意识也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今虽科学日新，机械万变，大洋之舰艇，高空之飞机……然两军决胜之基点则仍在大陆”，“人类大战争仍将在大陆上展开。国家民族决生死的战争，必在大陆上演出”，再加上中国自古是一个依托大陆的自主性的农业国家，因此并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但是，一旦“中国北部大陆陷入敌手，则中国人将被赶入海里，宋、明如是，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蛮族之于罗马，形势亦复如是”。钱穆警醒我们，苏联将会给今后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基于以上对中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剖析，钱穆主要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定都西安，以北平为陪都；其二是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通过基建来强化新中国的基础性（infrastructural）权力，同时在西北地区普及教育，构建中国的国族认同和“大群意识”。大概由于中国占据了心脏地带的一部分，钱穆对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则满怀期待和希望：“交通者，实人类历史影响于地形之一最要事项也。”此外钱穆引述孙中 山的话，指出“铁路建筑，则首及西北系统”，“此种铁路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

二、其国内民众生活显分为两阶级，不能调和一致。

钱穆所言的“内政”应扩大化理解，涉及现代国家建构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钱穆基于这两个问题各举一个历史案例，第一个是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该国由于没能处理好国内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民族统治结构，以致奥匈帝国在一战战败后被分裂为无数小的民族国家；而另一个则是深受国内阶层分化悬殊困扰的沙皇俄国，一战爆发弱化了沙俄当局对国内反对力量的控制，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最终夺取政权。因此，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安顿，国家就随时面临着分裂与革命。

钱穆认为，当时的中国“兼犯此二病”。中国自古即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广土众民的多民族国家。从传统的帝制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民族问题也在这一进程中被凸显出来。

随着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原则的确立，中国少数民族分离倾向被大大抑制，但是民族 矛盾和分裂危机仍然是现代中国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

另一方面，钱穆所谈及的阶级问题应作广义的理解，主要强调不同社会阶层、行业群体和地域分配上的财富不均，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社会现象。毫无疑问，整个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官僚资本的盘剥，再加上后来日寇侵华，无数的民众生计困难，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非常严重。